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后两步走的战略目标、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路径。十九大报告指出：“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2019中国人均GDP10000美元，2020年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向实现现代化迈进，到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现在的高收入组计算，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将突破中等收入上限，进入高收入国家。预计中国在2028年前后突破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再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35年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预计人均GDP突破4万美元实现现代化强国。

　　十九大报告不仅仅给了我们经济发展路径，更给出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矛盾，新发展理念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式方法。核心强调了发展体系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个根本命题。中国经济增长从物质供给转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基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奋斗目标提出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非经济性因素成为了主导现代化转变的重要因素。

　　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内在经济逻辑在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的三重发展，GDP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力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及国际化带来的“规模效率”。技术依赖于“干中学”，资本靠高储蓄和吸引外资快速积累，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开放中转变为了“人口红利”，创造了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第二个百年是中国转向现代化的阶段，人的全面发展贯穿整个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的转向已经是必然的选择，然而转折是艰难的，高速增长意味着“规模收益递增”，经济的“正反馈机制”自我强化。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路径，经济走向均衡，“规模收益递减”，经济回馈机制减弱，需要构造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才能打破原有增长路径依赖，转向新的发展方向和实现新的发展理念。本文依据S经济路径模型对未来路径预测，进行路径转变条件的经验事实实证，提出适应增长路径转换的模式构造，引入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克服路径锁定，通过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演化，实现中国路径转换，迈向现代化。

　　一、中国长期S增长路径

　　（一）增长研究范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一直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命题。长期经济增长遵循着“S型”路径和发展阶段演进性特征。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的阶段性变化会引起发展动力结构、政府干预、技术进步等阶段性根本变化[1]。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递减，低成本要素持续累积的不可持续，国际经验表明一国从工业化到城市化，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过程中，会出现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与挑战[2][3]。

　　S型曲线的增长命题涵盖了两方面的拓展：第一拓展是构造了一个依赖于时间的增长模型。该模型具有最少两期性质，即阶段性特征，一期是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发展阶段，受到阶段性极限限制强制转向，转到“规模收益递减”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能否依靠创新等新要素推动经济走向内生经济增长是不确定的，此外跨期受到了自然条件等约束，它需要一套新发展模式。第二拓展是将“非经济”因素拓展到增长模型中。S型生产函数是从增长依赖于资本、劳动要素积累模型中拓展增加了新的规模递增要素，把社会、制度、创意、人力资本等新因素加入到了模型，并拓展了增长从单一经济绩效目标转向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福利目标，修补了新古典增长范式中的简化。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过程，不包括阶段性，也不包含任何非经济性要素，是一个单调的要素积累增长模型，外生变量为技术进步和人口。内生化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内生为技术进步，作为持续推动的因素。增长模型中也没有破坏自然资源引起气候变暖的成本项目，没有两极化分裂社会的代价因素，把人类社会、意识形态、自然资源等高度复杂化过程简化为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型，是永远增长的永动机模型，适合于工业化的无约束开采物质生产阶段。而用于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阶段分析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对单一增长过程和及其简化的经济学抽象作为经典分析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它难以涵盖经济真实发展的多阶段特征和阶段转换的特性，而且过度地简化掉了非经济性因素，成为了一个孤立的系统，与现实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的融合一体的人类真实活动也越来越不相关。这些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积极进行探索，试图多方面给予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一直将经济生产方式与阶级产生相联接，形成了丰富的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发展机制分析，并划分了历史发展的大阶段，指导了实践。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经济学者都在不断探索经济与伦理、社会等人类活动变量的互动联接的理论逻辑[4]。阿马蒂亚.森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两个根本根源，一是由“边际革命”开创的经济学的“工程学”根源；另一个是经济与伦理学的分离[5]。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浩如烟海，出现了经济“嵌入”社会等理论。在心理活动的基础拓展的行为经济学等。经济行为与人类社会、意识、道德、政治、法律等活动的互动性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基准。

　　经济发展多阶段性的探讨，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以经济发展阶段为分基准讨论了每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基本方程”，“非经济因素”和“增长阶段与极限”作为讨论的阶段的范式，并归纳了自己的发展阶段起飞、成熟技术、大众消费等[6]。亚洲金融危机后，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再次将发展阶段研究推到了研究的重要位置。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7]。阶段性讨论的本质上隐含了阶段性断点的可能性和演化分叉的可能性，这也是人类社会多样性特征的一个产物。

　　加入自然成本冲击来探讨增长模型是增长模型中增加成本项目。大自然作为复杂系统在不断被破坏累积后会“涌现”宏观现象，出现具有全球的气候灾害、缓解污染、瘟疫等性质的冲击，根本性地改变增长的技术和演进路径。工业化以来以刺激消费，增加物质消耗为基准的提升GDP增长的模式被温室效应不断地挑战，自然灾害损失，污染和疫情冲击等规模和频率都不断加大，已经构成了增长的损失（成本）项。古典式的自然开采-加工污染-过度消费的工业化生产与生活模式需要重新定义，超越这种增长模式为可持续增长模式[8]。2020年的疫情冲击，直接造成全球经济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经济展望》中把全球经济预测原有预测的3.2%调低到-3%[9]，自然冲击对全球经济直接损失都不断加大。气候经济学被全球所接受，气候、环境、排放、循环经济等列入到了全球气候协约，并深深地改变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中。中国成为了全球巴黎气候的缔约国，减低大气污染，降低排放，循环利用物质已经成开启了中国新的生产方式。日本提倡的“氢社会”，欧洲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改变了生活和生产方式，利用存量进行物质循环，而非新开采物质，逐步进入到绿色平衡发展的状态，按物质测量，GDP增长处于零增长。学者、大众、政府精英都重新讨论增长的意义是否主要只有通过消耗物质提高GDP这唯一方式，人的福利衡量在跨越小康或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精神享受是否是“精神收入”，能否可被核算，在自然成本冲击下，重新设置人类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人类发展模式被广泛讨论。

　　增长路径转折是经济增长路径逐步逼近阶段性极限的特征表述，路径转折是一个过程，属必然趋势，路径转换的方向含有多种可能性，如经济学、组织学中讨论的“路径依赖”，导致路径没有成功地转换到更高的增长路径的阶段，而陷入到增长困境中，称之为增长的陷阱。中国增长路径阶段性极限特征表现在多方面：1）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和市场全面开放，要素价格完成了国际市场定价，基于市场规模扩张和隐蔽资源（要素）重新定价推动的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效用逐步开始递减；2）人口红利推动的劳动力供给的比较优势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负债；3）技术进步中的模仿效率随着本国技术水平接近全球技术前沿边界，技术模仿收益下降，技术创新开发不确定性增强；4）结构再配置效率下降，后发国家的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化部门，从农村到城市的结构再配置效率也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再配置效率递减；5）自然成本约束明显加强，可持续发展成为增长的要求；6）基于城市发展的社会等非经济因素推动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变。

　　这些新的探索增长模型和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要构造发展模式转变，推动增长路径转变，其最大的特征就是通过非经济因素的加入取得超越增长广泛民众的支持，形成“正反馈”机制，从而引导增长路径转向新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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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平、刘霞辉主编，2007：《中国经济增长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 张平、刘霞辉、王宏淼，201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II》，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3]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2012年11期。

　　[4] 乔洪武等箸，2016：《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三卷），商务印书馆2016，p10。

　　[5] 阿马蒂亚.森，2000：《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P10-p11。

　　[6] W.W.罗斯托，2016：《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陈春良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7] 张平，2015：“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特征、理论解释和政策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六期。

　　[8] 赫尔曼.E.戴利，2001：《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译诸大建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9。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World Economic Outlook》，www.imf.org. Apr,2020。

　　（二）S 型增长曲线模型和2021-2050年的预测

　　S型曲线模型本质上就是一个人均GDP基于资本要素积累形成的增长的生产函数扩展，扩展到一个因时而变的增长路径，构成了一个逻辑曲线。依据模型和最新的数据，我们重新估计了中国长期增长曲线。1953-1978年我国人均GDP增长的波动较大，我国人均GDP增长的变化大约在1984-2019间增长较大，依据1978-2019年的数据，用贝叶斯估计模型为：参数估计值可得到a的均值为0.00412，95％的置信区间为（0.00398，0.0042），a的均值为86.15168，95％的置信区间为（83.9856，89.4521）；b的均值为0.0892，95％的置信区间为（0.0827，0.09176），收敛于a=0.00412，可得到k=242.72，a=86.1516，b=0.0892。得出如下的我国人均GDP“S”型增长曲线函数为：

　　1978-2019年实际的人均GDP与模拟人均GDP的可计得到方程预测误差项为e^2=7.4159，曲线见下图（I），可计算的拐点为2033年，即我国人均GDP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再转入稳定增长期，2034年以后我国人均GDP增长将进入平稳发展期。

注：该模型测算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陈昌兵研究员更新计算

　　根据模型的预测值，结合我们2019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为基数，由于2020年新冠病毒冲击，2020年只按名义增长3.5%和汇率为7作为计算GDP增速，而后年份预测我们假定汇率设定为7，并做了三个阶段的通货膨胀率假设，2021-2033年GDP平减，即通胀水平保持2%，2030-2040通胀降低到1.5%，2041年-2050年通胀降低到1%，意味着在2050年以前中国对外保持着小幅升值的增长态势。按模型预测的人均GDP计算（见下表1）到203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人均2.4万美元，到2050年人均GDP达到4.1万美元，实现现代化强国。从现在到2050年决定经济的实力逐步从赶超速度向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收敛，因此财富水平的关键不是速度，而是一国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汇率的升值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多方面和谐稳定的信用性特征，降低波动，和谐和持续增长是发展的根本。

　　表1 中国未来增长的预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

　　2020年后的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以“物质”效率供给转向深度城市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即通过消费和服务提升“人”的质量，达到创新和提升效率。城市化的经济体系向福利社会体系转型，为人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中国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38%。随着户籍改革在2020年逐步实施推展，常住人口衡量的城市化化与户籍人口衡量的城市化逐步统一，预计到2030年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市率达70%，而后城市化率的增长进入自然增长过程，即通过城乡人口比例的自然变动来提高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比重高于农村人口，而且年轻化程度高，预期寿命高，人口自然增长的差异来推动城市化率，到2050年基本城市化率也达到85%的水平。

　　中国第二个百年核心是基于深度城市化过程中的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文化、社会、法律、人与自然和谐等“非经济因素”关键变量应纳入到了中国国家现代化构建中。

　　二、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中的经验事实

　　与模式演进

　　我们预测2033年为经济增长转折点，转折本质上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预测时点，这个过程是一组转折性经验事实推动的转折过程。我们就这一转折过程的经验事实进行梳理，并配合发展模式的变与不变给予讨论，理解过程中的不可更改的趋势与传统模式锁定的冲突与调整。

　　（一） 经济增长转变中经验性事实

　　中国经济转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相关事实，都在揭示着“规模收益”递增过程的转变：

　　1、“结构性减速”。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推动的“规模递增”的经济赶超阶段结束。2012年中国“结构性加速”转到“结构性减速”[1][2]。工业化是中国赶超增长的第一大结构性动力，2011年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40%以上，个别年份会低些，但很快就会恢复，而2011年后，工业占GDP比重系统性下降，到2019年下降到30%。“结构性赶超”是指从低效率的传统产业部门资源转配置到高效率现代工业化部门，通过结构性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达到高速经济增长。完成工业化后，由于服务业规模效率低于工业部门，所以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开始加速后，经济增长因服务业比重上升逐步减缓，这与发达国际经历的增长历程和趋势相一致。经济结构服务化是路径转向的最重要标志。

　　2、全球化市场带动的规模收益递增结束。中国通过比较优势，出口拓展全球市场到2015年逐步达到顶峰。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2015年达到14%，而后略有下降，2019年为13%强的水平，出口份额占全球出口份额达到极限，中国出口带动的全球市场扩展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趋势结束。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8.6%，下降到2018年的0.85%，出口带动效应下降，出口导向的经济扩张结束，逐步进入到以国内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3、空间聚集获得规模收益特征预计到2030年前后完成。中国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60%，空间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推动着城市化的投资、私人住房购买和城市化建设产业带动，到2030年70%后，城市规模聚集度逐步稳定。人口城市化速度依循城乡自然人口增长而增长了，而库兹涅兹的城市化阶段的“建设周期”也基本结束。2030年后，城市人口比重高是靠城市人口比例高，年轻人多，预期寿命长的城乡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比重的。城市化率的提高失去了人口转移带来的聚集效应了，相应地为人口空间聚集而大幅度投资的城市“建设周期”结束，城市化加速增长路径转向到平稳路径上。

　　4、中国人口红利2015年结束。人口红利是中国赶超路径的最重要一个要素，即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后持续上升，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人口是负担而不是红利。后发国家人口多是贫穷因素，人口导致落后国家陷入到“马尔萨斯陷阱”中。只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化进程中，而且参与到国际化分工体系，才能推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化负担为红利。劳动力人口占比到2012年见顶，逐步缓慢回落，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按联合国人口预测，中人口总量到2031年达到14.6亿的顶峰，人口增长转变为负增长，劳动供给增长率下降，65岁人口占比接近20%。

　　5、中国的资本形成增长速度逐步下降。资本形成来自于一国储蓄，包括国内投资+净出口，中国净出口占GDP比重下降到了1%，因此中国储蓄现在主要来自于国内储蓄的增长，从现有的情况看储蓄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着收入增长减缓，储蓄增长减缓。另一方面居民、企业、政府负债增长加速，按国家金融实验室公布的2020年资产负债表看，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负债占GDP的57.7%；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161.1%，政府负债占GDP的40.5%[3]。净储蓄水平在持续下降，资本形成增长逐步下降。

　　6、中国汇率重估带来的GDP高速增长到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后结束。中国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从5.8贬值为8.7，中国从此开创了持续出口盈余的历史，通过压低汇率增强比较优势提升出口竞争力。随着中国贸易占全球份额的提高，汇率贬值带来的出口效应得到第一次修正，2005年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到2015年，中国GDP按美元计算超高速增长，包含了名义GDP的高速增长和汇率升值。汇率升值导致大量国际资金涌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是基于外汇资产的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货币供给推高了中国名义GDP增长，每年15%左右，加上每年汇率升值约3%，中国以美元计价GDP年均增长高达18%，汇率升值带来了中国超高速赶超和财富效应。201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体系，汇率按市场定价原则改革，2016年10月加入SDR体系，2017年后人民币双向波动，直到2020年稳定在7%上下，形成比较均衡的汇率体系，但基于汇率升值带来的大幅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结束。汇率定价透明化后，中国资源（要素）价格也逐步与国际定价接轨，隐蔽资源（要素）重估结束。

　　7、中国2015年加入巴黎全球气候协定，强调了中国减排的国际责任，自然约束成为了新的成本，这些基本的事实预示着阶段性发展逐步走向了极限，转折已经不可避免。

　　201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未来15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其增长速度向发达国家收敛，规模收益逐步走向递减。增长路径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有其内生逻辑。它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三大规律。第一是人类需求定律，经济学中的恩格尔定律、心理学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原来，等大量事实与理论都已经证明了需求定律，即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物质消费占比不断下降，精神需求不断上升，与之匹配的就是服务业占GDP比重持续上升是人们需求定律所决定的[4]。

　　第二它要符合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规律，精神需求的提高，必须带有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提高，从而提升人的创新能力，形成创新效率补充，否则该循环是不能持续[5]。

　　第三它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人们的收入-福利水平超过小康阈值后，经济体逐步进入均衡增长阶段后，经济约束逐步减弱，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中心议题，大量的非经济因素是现代化体系构建的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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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袁富华，2012：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经济研究》第3期。

　　[2]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3] 张晓晶、刘磊，2020：《宏观杠杆率—NIFD季报》，www.nifd.cn，2020年4月。

　　[4]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5：“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15年11期。

　　[5]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6：“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经济研究》,2016年10期；

　　（二）转型方向、路径依赖与模式变革

　　中国经济2020年从小康步入到2035年的现代化国家，这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最重要阶段，首先遇到的是经济规模收益递增的消失，经济增长放缓，路径需要转换，这一转换没有强的经济激励；第二与原有高速增长相伴的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即发展模式中的控制系统（宏观制度）的导向需要转变，重新确立激励方向和相关结构（市场结构、产权结构、生产结构、利益格局等）和动力机制（正反馈机制）的转变，才能改变路径锁定状态。中国从经济赶超模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模式，从单一物质增长转向以“人的发展”为基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展，这是一个全新的激励目标。相应的发展模式也要做巨大的调整，否则难以实现这一转型。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中，一方面要融入更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新要素，创意、人力资本、知识与数据等变量加入到创新变量组中；另一方面要加入非经济要素进入基本增长模型，绿色作为可持续度量变量加入，共享作为包容性变量加入。而在经济因素外，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等作为制度性治理变量，同样是重要的新变量加入到增长模型体系中。高质量增长模型要素组要远远高于传统的增长模型，而被解释变量则也不仅仅是一个GDP，而包含了基于人的发展的多维社会福利目标函数。增长路径的改变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从原有路径和模式的都会阻碍这一转型。吸收超前性的意识开拓未来的方向，最终依据路径导向，积极改变发展模式，制定基于中国“人的发展”的宏观激励目标和配置体系，形成新的基于新要素的结构，建立新的非经济要素的“正反馈机制”，通过国民积极参与打破路径锁定，形成新的路径、模式（激励）的双重转换。

　　增长路径的转换直接涉及到打破增长路径依赖和原有发展模式固定下的利益格局的锁定，否则很难以转向新的发展路径，导致经济停滞。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成为了模式转换的根本。路径依赖来自于技术路径讨论，诺斯（North）将其引入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理论[1]。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理论涉及到很多命题，我们从以下三大问题入手讨论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1）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报酬递增机制，该机制保证路径持续性的逻辑，经济报酬为唯一的激励手段，具有自我强化效应，并形成一个单一的追逐经济利益最大的体制格局；2）制度变迁动力机制揭示了制度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产权安排制度效率，“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呵护理性的智力成果”，通过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一组相互关联的制度体系，意识形态、政治、知识社会等大量非经济性因素引入，因此对制度的变革不简单是一个经济绩效问题，把绩效拓宽为“我把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技术、人口统计学和意识形态都包括在内”[2]。3）路径锁定，本质上是利益格局和历史选择对现在选择的约束性。

　　很多学者沿着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又做了很多探索，特别是在打破路径依赖方面的探索。打破路径依赖的相关分析直接就有，路径构造、路径依赖与路径构造相互作用，以及共同演化过程构造和挑战路径等很多讨论，并延展到微观层面[3]。从现有的分析看，由于规模递增因素消失导致了原有的路径需要改变，从技术进步和微观组织分析则侧重于再构造新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路径，但这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与制度是不可行的。任何国家都不存在持续的经济规模收益递增特性，当转入规模收益递减路径后，往往是从赶超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狭义的增长绩效难以持续提供规模递增的回报，改变增长路径并构建性的发展模式变得非常不易，两个拓展是必须的，第一是高质量转型过程中广义绩效的加入，即基于人的发展的福利目标构造；第二是“正反馈”机制需要拓展到意识形态，降低交易成本的政治和法制体系构建，以及社会参与等非经济类要素的“正反馈”，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基于人的发展的高质量增长路径方向性改变和激励过程依然是可构造的，并通过使用经济奖励和惩罚来影响路径发展过程，通过非经济的多因素建立“正反馈”机制，形成经济与社会等的共同演化过程，打破原有利益锁定，形成新的模式。这一个过程保持了渐进性、正反馈、共同参与，并保证了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共享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保持平稳增长。路径转换模式与激励的特性更多来自于目标转变、激励机制改变、社会参与度推动“正反馈”，以及利益再调整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锁定，这是改变路径模式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中国政府和学者都已经共识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转型方向，而且相关改革措施也出台了很多，但路径转型依然举步维艰。赶超增长的路径依然有其增长空间，未到极限，而新增长路径更多地显示出的是均衡、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呈现的是规模收益递减特性，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这与“规模回报递增”的历史形成的观念和路径非常不同。新增长路径需要的是经济绩效上以创新为中心的内生增长的制度设计，需要更广泛地开放产业管制，特别是让大众参与到以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来，形成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制度、知识社会改造过程中的“正反馈”形成机制中来，获得经济与非经济报的激励。这次转型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自然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新转型方式，宏观资源配置和激励体制改革是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根本，通过宏观配置体制和激励目标的转变，积极提高社会参与性，形成社会正反馈机制，推动路径转向。这一个现代化转型过程也是治理现代化过程。

　　路径转换的另一大风险就是，由于增长的“规模收益递增”接近尾声，可用的正向经济绩效激励或分享的利益越来越少，既得利益者展开了存量博弈，第一种方式是透支未来，增加高负债，试图延续“规模收益递增”；第二种是保证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强占了弱势群体的分配份额，加大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第三种是通过更多地干预、管制等损害市场机制，设租寻租，大幅度增加交易成本，降低了制度效率。遏制传统路径依赖形成的利益锁定在微观层面要绕着以降低交易成，不断能吸收具有“规模递增性”的新要素，积极推动和深化市场配置资源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同时要尽快建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的改革，以矫正政府干预资源的行为，积极改变增长路径的导向、激励目标和增加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参与，从而消除路径依赖对新增长资源的消耗，为转型创造有利的宏观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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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orth ,D. C. ,1994：“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3 ,pp1359 – 3681。

　　[2] 诺斯,2002：《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历以平译，商务出版社2002年，10月,p5。

　　[3] 刘汉民等2012：“国外路径依赖理论研究新进展”，载于《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4期。

　　三、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改革和治理机制的建立

　　路径转换需构造新的目标、激励和资源分配机制，将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到发展模式中，推动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建立，推动路径转变。从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看，积极深化和推进基于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激励效率，激活新的生产要素融入到创新增长体系中是社会主义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过程。而强化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转型作为该阶段转型的核心任务。中国经济已经迈入到新发展阶段，宏观资源配置体系和国家治理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93年以来基于工业化的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体系经过了27年的实践，需要向着基于城市化发展和创新转型的思路进行重新设定和积极调整了。2019年城市化率突破60%，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3%，经济基础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的最突出特征就是要基于人的发展来推进深度城市化。通过提高高质量的公共和私人服务，服务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知识社会的根本，人的发展才能创新，获得创新效率，人的发展需要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这些新的属性直接要求了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转型。城市化的发展要求政府从宏观配置生产资源配置从促进生产转向公共服务，从GDP单一经济绩效指标转向包含有人的发展的社会福利目标。政府为人服务的属地特征决定了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体系是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的基础。基于城市化人的发展为导向的转型已经时不我待，需要建立新的宏观资源配置体系，包括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政府治理体制和相关激励导向，以适应深度城市化发展的需求。财税体制上，要对税收、支出、征收等各个环节进行综合改革。中国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和宏观调控的稳定化需要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政府治理的转型，让财政金融，政府治理等宏观资源配置体系服务好“人的发展”这一目标，增加激励，推动社会参与共同构建社会、意识形态、法律等非经济因素作为支持转型的“正反馈”因素。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改革有利于厘清政府、国企边界，硬化地方政府的硬约束，明确政府公共服务为本的激励目标，并通过政府体制的转型，积极推动国企转型。 重视社会治理等非经济要素体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中国财政、金融、政府治理宏观资源配置体系改革当务之急就是，一方面要提高国家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激励经济转型的新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保障中国经济跨入高收入和高质量的发展平稳；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现代化目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将文化、政治、法律、社会等积极转型因素平稳地与经济转型协调一致，通过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推动经济体系进入创新、均衡的增长路径。从全球增长的一般规律看，只要中国经济名义GDP增长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均值（3%）增长，保持汇率的稳定，中国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就会不断收敛，成功跨越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保持“稳中求进”，在宏观稳定的同时，进行适应发展阶段的体制改革，激励国家向高质量现代化国家转型。

　　（一）高质量转型下的宏观管理体制演进

　　改革开放后，1978-1992年增速达到9.3%，但价格波动大，有过三次价格超过两位数。1993-2012年间重化工业化加速阶段，经济增长高达10.5%，通货膨胀平稳。这个时期中，中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和宏观管理体系的深度调整，实现了从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的飞跃。20年高速平稳的经济增长，首先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经济转向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第二，建立了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过程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构建，保证了经济平稳；三是积极推动了城市化发展，2011年城市化突破50%，中国启动了城市的大“建设周期”，1998年、2008年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构建了中国坚实的基础设施体系，1997年的住房消费信贷开启，1999年公房改造，2002年的土地招拍挂加速了城市化进程。2013-2035年间进入深度深化城市发展阶段，2019年城市化突破60%，2020年中国开始了户籍改革，土地要素的改革，预计中国深度城市化阶段展开于2021年，到2030年突破70%后城市化进程平缓。城市化成为了下个阶段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核心议题，为实现人均GDP向高收入阶段的飞跃，发展模式要积极转型。

　　工业化、城市化扩张转向深度城市化过程中新的路径方向和宏观资源配置体制要随阶段性发展变化而变化。以往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的政府治理体系和宏观管理体制也将发生变化。2002年中国允许土地招拍挂后，经济的运行流程就发生了变化，城市建设加速，在传统宏观管理体系的母体中已经“孪生”出一个满足城市化需求的资源配置体系，即一个血脉下的两个资源配置系统——一个服务于工业化，另一个服务于城市化。2008年反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体系借信托通道提供大量资金给城市化发展的，形成了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或确切称为银行的影子——钱主要来自于银行体系，但服务于市政和住房开发的城市化需求；财政更是直言不讳，传统财政就是“吃饭财政”，发展城市必须依靠“土地财政”，同时，空间规划优先于产业规划以推动城市化。于是，“孪生”于工业化激励体制之上的第二套宏观管理体制，在城市阶段开始起到主导作用，作为既成事实，它应城市需求而生，但相互牵制和扭曲。宏观管理体制转型的方向，应是顺应深度城市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多重目标管理体制。毫无疑问，在主体责任、发展目标和协调机制的重塑过程中，将会遇到更多的挑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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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平、袁富华，2019：“宏观资源配置系统的失调与转型”，《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5期。

　　（二）政府治理和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宏观管理体制的转变与城市发展阶段特征相关联。国际货币基金（IMF）为中国宏观管理框架改革列出的十一项阶段性评估：1）从外部需求转向国内需求；2)从投资转向消费；3）从工业转向服务业；4）资源分配上，从国家导向转向市场和私人部门推动；5）从过高的企业债务转向可持续的杠杆水平；6）从财政债务上升（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转向可持续的财政；7）从金融部门自由化转向改善治理；8）从增加要素投入转向提高生产率和鼓励创新；9）从不平等的增长转向更加包容性的增长；10）从高污染转向绿色增长，可持续利用能源；11）从旧式的、间歇的政府公告，转向及时、清晰易懂的沟通[1]。这些评估指出了未来发展的目标、宏观资源激励方向都进行根本性改革，而不是修补。

　　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从2012年以来提出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2015年签到巴黎全球气候协定，进行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制定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重新确立新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制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把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目标和步骤清清楚楚地摆放在全国及全世界人的眼前。中国发展路径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方向明确后，需要改变政府治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才能激励和配置资源向正确的方向转型。

　　1、政府治理和公共财政体系改革

　　政府治理高度密切相关的就是财政体系，二者相互密不可，中国已经通过了“税收法定原则”，在国家治理层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随着城市化进程，纳税规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特别是户籍改革后，城市居民转化城市纳税公民，公民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收支体系纳入到人大立法体系中，公民通过参与政府公共财政收支体系的决策与监督过程，逐步形成现代政府治理与公共财政体系。政府软预算约束，公共服务与纳税不匹配，公共决策与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都需要政府与财政体系进行调整与改革。

　　调整政府治理最好的着手就是从财政入手，一方面改革基于工业化建构的财政体系，另一方面在通过立法建立规范的政府治理体系，将公民纳入到国家治理过程，通过立法、公共决策与监督参与等方式完善政府治理。建立起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治理体系架构。从财政改革看首先就是重新财权和事权匹配的财政税收体系。这种重新匹配，不仅仅表现在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数字匹配上，更应该体现在城市居民享受服务与纳税责任、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匹配上，否则会造成财税体制缺少可持续发展的韧性和合理性。

　　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方向应是：（1）从流转税为主导的税收体制，转向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双支住的混合型框架，从单一针对企业法人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和法人共同征税，逐步形成纳税人与享受公共福利相匹配的格局。（2）增加地方消费增值税做为地方的主税种，要从流转税征收环节上入手，从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即从生产环节继续向企业征收税收，税率应该继续下降到9%，降低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从消费环节开征价外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从1%以内的水平开启，征收的税收归地方，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提高对人的服务质量，聚集人流消费，从中获得税收收入。（3）强化政府预算和负债硬约束，这需要立法层面和政府监督层面的改革，当然这一改革也需要做债务的技术型处理，因为大量地方债务是因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累积出来的，属于中央-地方收支不匹配的产物，需要纠正过来。（4）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匹配，按服务范围与效率等原则进行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合理划分，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已经无法回避了，中央与地方事权匹配多年磨合已经有很多技术性讨论了，但事权改革一直没有落实，上面请客下面买单，买单的钱要靠负债和卖地来筹集，这都是不合理的存在了。需要全国统筹的事权，如保障劳动要素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的全国统一社保问题都没有进行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是财税改革的重点，相关划分有中国历史上积累经验，也有大量国际经验可依据，因此是决心问题，而非技术难度问题[2]。（5）包容性、绿色发展和未来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都在挑战当前的财政体系收支体系和运转效率，需要纳入到新的构建财政体系中进行系统性设计和确立[3]。

　　2、货币供给体系改革

　　政府治理和公共财政现代体系的建立才能推动中国的货币供给体系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基于外汇占款的货币发行方式也正在逐步转变。2013年外汇占款达到顶点后，随着2015年汇率改革，外汇占款显著下降，导致央行缩表。2016年央行依靠“其他金融机构借款项目”——以其他金融机构的国债等抵押物发行各类短期、中期便利等，大幅度创造资产，新的资产带来的货币创造占比已经逐步弥补外汇占款下降。通过不断降准提高货币乘数，以扩张M2的供给。以外汇占款作抵押的货币发行模式是明显的小国模型，类似于货币局制度，可稳定盯住汇率，最利于出口导向，并推动出口-货币供给的相互良性循环，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货币供给体系。中国现阶段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逐步结束，汇率按市场定价，货币发行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现在通过银行的债券作为抵押再贷款的方式属于过渡模式，逐步转向以公债为资产的大国信用模型体系，国债作为新的资产来源将逐步登堂入室。国债收益率作为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导引才是未来大国选择的方向。中国没有快速转向大国货币发行的原因很多，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软预算，财政收支体系存在着很多非规范状态，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货币转向大国模型的前提[4]。基于公债货币供给的转型时不我待，一方面为中国长期发展筹资；另一方面也要改变中国依赖外汇资产的货币发行的格局，利于加快利率市场化建设。以国债利率为基准替代基于中期便利（MLF）利率为基准的LPR利率的改革。政府治理和财政体制不能建立有效地自我约束的监督体制，软预算无法克服，采用公债货币化的货币发行机制会导致经济的波动加大，对此中国有着深刻的教训。

　　从城市发展资金需求看，央行货币供给90%分给银行体系，银行再分配给非银机构绕开监管，贷款给城市发展，资金成本高，期限短，这与城市化需要低成本和长期限的资金需求完全不匹配，也是导致城市化大发展的同时负债快速增长的弊端。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工业化效率发展的代表，但随着城市化发展，多样化的需求需要更多样性的金融机构满足。增加金融机构的多样性,配置的灵活性，防风险，改进金融监管效率，增强金融体系韧性。

　　城市化阶段，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了越来越迫切的需求，特别是债券市场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快，债券市场难以统一，监管规则不统一，债券品种创新难以推出，极大地延缓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和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3、政府配置资源体系的改革

　　中国赶超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即有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选择性金融政策进行工业化推动和对外积极招商引资。中央、地方政府的税收都与工业化高度相联接，部委也与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化纵向配置资源体系相配合，形成了一组激励相容的中央地方大力发展工业化的特征，取得突出的赶超效率。但工业化见顶后，产能过剩、过度污染和负债等问题慢慢暴露出来，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针对这些方面的改革举措。未来发展方向清晰，激励和机制并没有跟进，政府继续沿着传统配置资源体系进行推进，发达和发展区域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招商引资，产业链延伸发展的思路，扩大工业制造产能是各个属地工作的重点，在需求难以扩张的条件下，存量博弈，产能扩张，浪费资源。

　　中国政府从干预资源配置的产业政策转向激励竞争和创新激励的“创造环境”的资源配置的产业政策依然任重而道远。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的重要的功能性干预工具，注重产业和创新成长条件的改变，创新环境的塑造是这种干预的本质。发达国家产业政策致力于对小企业的扶持，但多集中于改善环境、降低风险方面，而不是直接用补贴的方式。城市化后，创新和就业都需要中小企业的大发展，产业政策重点也从干预产业发展转到主体开发区规划，为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在改善基础设施、金融设施、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加大投入。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加快推进，特别是以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降低科教文卫体的行政管制，这样可以有能力保障基础公共服务的质量。可以按市场需求让市场配置资源满足大众的需求，促进服务的升级，满足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需求。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要推动立法层面去放松行政化的管制，干预资源分配；另一方面提高监管水平，不断提升营商环境质量，迎接规则层面的治理参与并与国际规则对接，探索中国屹立于世界的相互融合之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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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卫基等，2018：《中国该如何深化改革：IMF的国际视野》，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

　　[2] 魏加宁，2017：《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基本问题的思考》，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

　　[3] 付敏杰  张平  袁富华，2017：“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财税体制演进：事实、逻辑和政策选择”,《经济研究》第 l2期。

　　[4] 张平.2017：“货币供给机制变化与经济稳定化政策的选择”，《经济学动态》,2017年7期。

　　[5] 张平、张自然、袁富华，2019：“高质量增长与增强经济韧性的国际比较和体制安排”，《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八期。

　　（三）构建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

　　两个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资源争夺和激励机制不协调导致的经济摩擦，已经引起政府高度重视。鉴于现阶段的宏观调控仍然囿于传统工业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的状况出现，这有悖于城市化发展和转型的阶段性要求。从经济阶段转换的要求看，必须着眼于新的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建设，第一，发展目标已经发生从物质生产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生产供给导向的宏观管理系统转向消费者导向的宏观管理系统。这种转换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和人力资本回报率、强化消费跨期效率补偿，成为宏观调控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发展机制已经发生从低成本-规模扩张的单一效率标准向基于多样性-风险分散的经济韧性标准的转变，以便形成效率-韧性较为均衡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第三，激励方式已经发生从工业化的产业干预向竞争性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将服务部门从管制和低效率中释放出来，以部分市场供给的方式促进服务业升级，强化创新的市场激励。第四，发展战略逐渐从出口导向调整为“大国模型”，以内需为主，提升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地位，增厚出口附加价值，而非补贴化发展。

　　为了推动发展阶段转型，宏观资源配置进行适应性转变，归根结底需要坚持两条：第一就是要逐步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构建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资源配置体制，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两套体制并轨，完成协调、监管、配置、激励信号的一致性性，实现主体目标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转变到服务以人为中心的内需发展；第二，重构国家发展目标，发展目标从单一GDP绩效标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国家福利目标。包含了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效率目标外，将纳入社会等非经济因素进入国家福利目标体系。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绿色五位一体的新国家福利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组非经济类因素参与到转型过程中，构造“正反馈”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型。国内已经很多研究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特别是“参与促进型改革”中明确提出：“以促进社会成员最大范围、最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着力推进香港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况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的参与预期的法制环境”。[1]“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其转型的核心是要发展出“知识中产阶级”，知识中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参与转型，形成“正反馈”的群体理论[2]。高质量转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构造这种“正反馈”机制才能有效地推动目标、路径方向和机制的成功转型。

　　福山（Fukuyama）对国家治理的定义是“政府制定和执行规则以及提供服务能力[3]。考夫曼（Kaufmann et al）将国家治理定义为“一国行使权力的传统和制度，包括选拔，监督和更换政府的过程; 政府有效制定和执行健全政策的能力及尊重公民和国家对管理公民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互动的制度的尊重”[4]。贝斯里（Besley ）简单表述为，“财政和法律”[5]。付敏杰做了更为详尽的诠释，认为是国家财政理论与微观产权保护的“治理均衡”[6]。

　　综合国家治理和公共选择理论[7]，我们归纳梳理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大支柱是：一、国家能力构造，简化可归结为财政能力，即法定税收收取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矫正外部性，如自然保护等。强调税收与公共服务能力的匹配，提供高质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通过再分配促进帕累托改进，提升全民福利水平。二、基于法律执行的产权保护和保障市场配置资源制度有效，降低免费搭车对经济效率的瓦解，强调产权和市场制度制衡政府权力。三是社会广泛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制定社会民众参与程序、议事规则等依法行使权力的流程，保障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于制衡微观市场缺陷和约束政府。三大支柱本质上都包含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多重因素，需要五位一体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得到社会“意识形态”、最广泛阶层人口的支持和参与，形成社会“正反馈”机制，形成多因素的共同演化。从共同演化路径看，通过法律体系建设，再分配、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等质量，利于扩大知识中产阶级，达到共同富裕，获得广泛支持共同演化现代化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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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刘世锦等，2011：《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2011年11月,p31-32。

　　[2] 高培勇等，2020：“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经济研究》2020年第四期。

　　[3] Fukuyama Francis，2013： “What is Governanc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Vol.26.3, 2013, p. 347–368.

　　[4]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Massimo Mastruzzi，2009： “Governance Matters VIII: Aggregate and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8”.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16 4978, 2009.

　　[5] Besley, T. ＆ and T. Persson，2011：《Pillars of prosperity :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6] 付敏杰，2018: “国家能力视角下改革开放四十年财政制度改革逻辑之演进”，《财政研究》 2018年第11期。

　　[7] 丹尼斯.C.缪勒箸，2011:《公共选择理论》，韩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

　　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体制改革安排的顺序

　　中国2012年以来不断构建中国高质量转型的“四梁八柱”，高质量的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纷纷设立，但没有宏观激励目标和与之配套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的改革，难以推动转型，而再没有第一步转型的基础上，特别是没有社会受益者的支持，即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的逐步建立，转型往往被原有路径形成的利益格局锁定，转型难以完成。现实的体制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人民的人力资本，推动知识阶层崛起，才能形成“关于人力资本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正向循环。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目标并非是最大化经济增长速度或短期规模效率，而是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力量的基于普惠性教育为基础的知识阶层不断扩展和得到回报，并形成“正反馈”推动转型成功。

　　基于这样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需要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并安排好转型的顺序，逐步推动发展与改革的相互配合，多种体制资源的共同演化。2021-2035年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基于城市化和后小康发展阶段的基础事实，对宏观激励目标和与之匹配的宏观资源体系做出调整，平稳进入高收入国家。2035-2050年全面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1、2021-2035：高质量转型目标函数的确立与宏观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2021年-2035年改革的重点是依据新发展阶段进行政府-宏观体系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并保持增长的稳定和连续，同时改革动力机制，从赶超向高质量转变。

　　2020年中国及全球受到新冠病毒的肆虐，经济受创，财政收入下降，国家积极应对疫情，调高赤字，第三次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专项债和政策金融债的发行，给大量中小企业进行税收、社保的期限减免等；金融方面积极配合，金融杠杆不断提升，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政策激励下进行灾后恢复与整固，逐步走向正常。2021年后，中国财政和金融重整计划要提上议事日程，财政、金融重整应配合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宏观体制改革是基于城市化基准的大国模型进行的迈向现代化国家治理下的财政框架改革、金融框架的改革和产业政策的改革。

　　2、2035-2050：全面建构国家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3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了2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了国家体制设计的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人民公共选择体系下形成的一整套公共治理机制，从而促进国家制度体系的完整与稳定，以此重新构建国家能力，形成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与国家能力构造，保障国家的持续发荣和人民幸福，凸显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包括：1）提高全民公共福利为目标的国家能力构造，积极提高行政和财政双重能力，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发展。二、基于经济、政治、法律体系建立“效率产权保护”结构，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推动新生产要素加入，扩展知识中产阶级在知识创新过程中获益。三是国民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形成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参与到路径共同演化体系中，参与式改革和演化，逐步构造一个能把国家增长红利内部化到人力要素持续提高和积累上来，推动中产知识阶层的不断扩大，让知识消费-创新发展-共同富裕成为正向循环。

　　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基本特征：1）以消费为起点，推动人的广义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重视包容性发展，推动“知识阶层”的扩大再生产[1]；2）以“人”的要素质量提高促进创新，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与激励，提升效率；3）基于城市化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宏观稳定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逐步建立，保持经济可持续和平稳发展；4）形成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5）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强调广泛人群“参与”的治理过程，从而构建新型国家能力。可以看出以人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变，涉及到经济、社会、社会参与、公共治理等新的激励命题，因此从政府及宏观资源配置体系转型入手才能把握住制度转型的根本和激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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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平,郭冠清，2016：“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及劳动价值创造与分享——理论、证据与政策”，《经济研究》,2016年第八期。